为了应对第一种焦虑，现代人找到了不少办法。比如对应自己浪费时间的问题，就优化自己的工作模式和时间利用效率，比如番茄工作法、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等等——以期望减轻因浪费时间带来的焦虑，获得一种充实的感觉。我们暂时不对这种方法作出评价。
我着重的想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办法叫做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很多人都会认为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成为更有价值的个体，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庞大乐章中占有小小的一个音节。
而事实上，这种思维恰恰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中产阶级陷阱之一。最痛苦的不是没有进步，而是没有感觉自己正在努力进步，脱离舒适区约等于一种身份认同，是为了区隔于“废人”。
它并不总带来好处，束腰、高跟鞋和婆罗门的素食是区隔，甚至996都是比逃离者更高尚的，让自己显得像个战士。
所以脱离舒适区在本质上是从一种努力变的更好的行为变成了努力变的不同的行为，通过否定自我并且产生焦虑导致的一种强迫行为，堪称21世纪版本的“奴隶道德”。
那些坦然承受996甚至更高强度的工作，并且把这件事情当作跳出舒适区的年轻人们，其实并没有获得确定的生活会变好的承诺，但却获得了“我已经和low逼不一样”了的优越感。
所以很多时候，如何变的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优秀，和这种成长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这是不同的事情。
换言之，你想在这一层面解决自己的焦虑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永远都会存在一个争论，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也就是说，必须要从价值合理性上解决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所以正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尽量跳出资本主义或者说新教伦理带来的价值评判体系，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自己想要的就是价值合理的。
我们都听过古希腊犬儒派经典大家——第欧根尼甩在亚历山大脸上的那句经典的“你挡到了我的阳光”，在中国同期也有无用之用和君子不器等等的价值观。
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的方法都还只是在三维领域作斗争，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还是要降维打击，从根本上解决价值合理性的问题，把自己的一切行为真正的建立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
而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可复制的方法的，这也是这篇文章不能讲清楚的事情之一，我们明白问题在哪里，但是没有可以让每个人都学会的解决方案。
如果看完前面的内容，你觉得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接下来要讲述的现状其实会让你更绝望。因为刚刚阐述的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几十甚至一百年了，而现在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已经出现。
这个新的问题也即是前文提到的，新穷人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从所谓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但也请各位读者不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两个名词，消费这个概念古已有之，而我们讨论的内容更多的是指：
之所以把以往旧型的现代社会为“生产型社会”，理由在于该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生产者；而社会要求其成员所遵守的规范，则是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和意愿。
而在当今时代，社会主要是需要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的能力。当今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们社会所标举的规范，乃是成员必须有能力及意愿来扮演消费者。
鲍曼认为，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消费因此成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而获得了一种至尊性。
简单来讲就是，以前的新华字典里会写：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是用工作或者说生产的性质来作为一个人的主要特征，而在现在虽然我们也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标签现在并没有那么在乎了，因为你的公司你的岗位，人家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
而如果一个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工作相关的，比如朋友圈永远只有工作内容，大家会认为他无趣至极。相反的，大家喜欢在朋友圈看到的是什么？
是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是买了什么精致好看的衣服鞋包化妆品，是去哪里玩耍打卡了——是消费。以及，我能不能也负担得起这样的消费。
消费成为了当代社会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也即是前文提到的至尊性。前面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作/新教伦理是怎么影响个体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影响人们生活的主要因素已经在从工作伦理向消费美学逐渐过度了。
这个现象在鲍曼看来是非常悲剧的。因为在工作伦理驯化出顺服的工人之后，资本主义转而需要的是数量庞大、无节制的消费者。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假设吃货国有一万人口，一万个人每人每天生产一个面包，每人每天消耗一个面包，那这是一个完美的均衡。但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新的技术，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两个面包了，于是全国多出来了一万个无法被消费的面包，通常我们把这个叫做产能过剩。
这时资本家发现原来只需要五千人口就能够生产出可以足够全国人消费的面包了，于是他们裁员一半。但是裁员一半意味着有一半人失去了收入，买不起面包了，于是市场上的需求也随之减少了一半，变成了五千。
这时资本家又敏锐的发现原来现在市场上只需要五千个面包了，于是又裁员一半..如此循环往复，这个通常我们叫做大萧条。
作为资本家，其实他们不在乎生产，只在乎利润。为了阻止大萧条的发生，其实办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没办法阻止技术的进步，就只能阻止需求的降低。
换言之，我们要让那些实际可以被机器或者技术淘汰的人，有钱买得起面包。资本家不是要给自己的剩余货品给穷人，而是分配自己的财富给穷人。
这也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逻辑，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各学派也基本认同此观点。这个逻辑就是说，穷人的收入中用于被消费的比例，是高于富人的。如果一百万在老板手里，老板会毫无疑问的去投资房产或者买机器买地皮。
而如果把一百万分给一千名员工，只需要一个双十一，他们说不定剁手全花掉。按照这个逻辑，生产不足的时候，就要把钱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用于投资生产，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必须把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里，用于消灭过剩产能。
顺带着，这也解释了福利这个制度。如果你在香港生活过，就会深切的体会到，有很多岗位和工作，完全可以被技术或者机器取代的那种，目前依然依靠人力来做。我们这些港漂时常诟病香港的落后，殊不知，这是香港这个城市存在的基础。
如果不让这些人买得起面包，最后受损的还是资本家。因为穷人手里的钱，兜兜转转一圈总会回到资本家的手里，穷人是没有办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
